50-60年代的舞蹈②
客观原因在于,新中国创建前后,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虽历史悠久,甚至几度辉煌,此时却已奄奄一息,残缺不全,在相当体系化和科学化的西方古典芭蕾面前,更显得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;为了迅速改变这种落后状况,重返世界舞坛,中国舞蹈家不得不大量地借鉴,其至照搬了西方芭蕾在训练和创作方面的现成经验,并在不经意中全盘地接受了芭蕾的“开、绷、直、立”和“三长一小”等典型的西方肢体美学标准,而弱化了自身的“圆、曲、收、拧”和“形神兼备”等典型的东方美学理想。主观原因则在于,处在“中美冷战”中的国人,普遍因与“苏联老大哥”在意识形态上同属“社会主义阵营”而完全不设防;因在思想感情上“同志加兄弟”而手足情意深;因在审美情趣上同属古典主义而一拍即合,盲从加狂热,由此导致了“什么都是苏联的好”这种不成文的共识。第二点,是我们不明智地、全方位地引进了前苏联(芭蕾)舞团的“大锅饭”体制。在当时“亲苏反美”的特定政治环境下,这种选择虽在所难免,却使“平均主义”的分配制度经过几十年的恶性循环,窒息了新中国舞蹈家的创造积极性,阻碍了舞蹈生产力的发展,限制了舞蹈舞台的持续繁荣。无疑,在总结“洋为中用”文化策略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同时,这些教训应值得我们记取。
1966~197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,是一个极“左”的文化专制时代,许多舞蹈、舞剧被归为“封、资、修、反”的黑货,被“扫下舞台”。而《红色娘子军》与《白毛女》则被封为八个“革命样板戏”中的两个,硬性规定全国普及,各地要不走样地学跳。十亿人民八个戏的情况延至1973年,在人民潜在的不满与文化交流的需要下,才由演“样板戏”的“样板团”相继创演了根据《红嫂》改编再创造的《沂蒙颂》和根据草原小姐妹抢救羊群于大风雪之中的事迹编演的《草原儿女》。这两部芭蕾舞剧虽然都有一定的艺术追求和质量,但也受到一些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影响,《草》剧加上了阶级敌人破坏的情节,在此时期的一些舞蹈中,也多有阶级斗争的内容表现和多是歌颂领袖表忠心,大好形势一片红的宣传,难有什么艺术性可言。但是仍有《草原女民兵》、《喜送粮》、《战马嘶鸣》等少数优秀的民族舞蹈出现,而许多舞蹈名家则正遭受着“拉下马来”“不能从舞”“不得翻身”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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